记者陈永报道中国足球的千丝万缕中，终归要找出一个线头，从头出发，慢慢把整个线团捋顺。目前中国足球所面临的，除了当下进行的反腐及反赌扫黑行动之外，最重要的仍旧是经济层面的问题。本报记者将从热爱与体制，职业联赛的经济困难，多元化股改困境以及职业联赛资金缺口这四个部分来解读中国足球目前面临的经济难题以及股权改革遭遇的问题。由于篇幅较长，文章将被分为上下两部分，此文为上半部分，主要关于中国足球的核心需要以及出现的问题，中国职业联赛尤其是中超联赛遭遇的多元化改革寒冬。

体制、青少年、联赛、国字号及保障措施，是中国足球的常规分类，除此之外，中国足球的核心还可以分为这样的四项问题：

(资料图片)

其一，热爱。唯热爱不可辜负。纵观世界足坛，足球成功的国家类型千差万别，有人口较多的如巴西，有人口较少的如冰岛，有富裕国家如德英法，也有阿根廷这样经济困窘的类型，至于政府体制、文明及社会发展程度、教育发展程度等，也有许多不同。由此，不难发现，热爱是足球成功的本源。但热爱其实是中国足球最难以解决的问题，以青少年足球为例，踢足球的少年固然和热爱相关，但因为职业足球尚不成熟，踢职业足球犹如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同时很多踢球的孩子学习踢球也很像目前教育层面的“补课”，太多的束缚限制了热爱。这个问题，短期内即便政府和企业等各方全力以赴也很难改变，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沉淀和培育，包括社会发展程度和教育层面的影响，不再赘述。

其二，竞技。一直以来，中国足球始终围绕的永远是“竞技”二字，比如职业足球和举国体制之争论，针对的便是竞技层面，竞技层面最直观的反映便是国家队战绩。竞技当然是中国足球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于竞技的过度重视，反而容易滋生“政绩工程”这一中国足球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比如莫名其妙的政策不断出台且左右摇摆，比如豪赌国家队不时出现。从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到现在，30年来，中国足球的发展道路不是一往直前，而是像孔雀开屏一样，走一条路失败了，回到原点再走另一条路，给人的感觉是大部分时间是原地踏步。

不重点探讨竞技层面的一个原因在于：作为世界上最复杂的团队运动，足球国家队水平无法通过短时间的努力实现突破，而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考虑到中国青少年足球水平长期在低水平徘徊，单单国家队竞技水平恢复到以前地位恐怕还需要10年的时间，且还需要10年内不出现重大的问题。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国家层面有关中国足球的决策，目前也是高度重视青少年足球，做好了“功成不必在我”的充分心理准备，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需要的只是耐心和坚持而已。

其三，体制及机制。包括核心决策体制及机制、足球管理体制及机制、联赛管理体制及机制等等。目前正在进行的两条线的反腐及反赌扫黑的治理，也是对足球管理体制及机制的一种清理。让人欣慰的一点是，尽管管办分离不彻底，但目前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终归是中足联筹备组为主进行运营的，这种独立性基本保证了目前联赛的正常运营及发展。

让球迷稍感欣慰的是，在经历了3年的赛会制之后，全面回归主客场的职业联赛呈现出了爆发力和张力，主要体现在球迷全面回归、专业球场大幅度提升了球迷的观赛氛围、联赛的节奏迅速恢复到相对较快的节奏、联赛的对抗程度呈现出了大幅度提升的局面。2023赛季中超联赛总跑动数据相比2022赛季有约5%的提升，高强度跑动数据有约15%的提升便清晰证明了后两点。

有关中国足球体制及机制的梳理，给出的三点建议是：

第一个建议：尽一切可能继续提升校园足球的水平。《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颁布后，校园足球水平实现了很大的进步，普遍的认知是，09之后的球员水平总体较高，继续提升校园足球的覆盖面及水平是非常重要的。有关这一点，所谓5000万校园足球人口是无稽之谈，不过是27000余所足球特色学校乘以每所平均2000名学生的数字游戏而已，按照足球行业人士的标准，一年能够踢上20场以上正规比赛（哪怕是班级联赛）的学生才是真正的校园足球人口。校园足球无法实现全面的发展，中国足球便是无水之源。

第二个建议：不管采用什么方式或者选择怎样的足球负责人，首先要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最核心的是要确保对青训的重视，对联赛的重视，然后才是对国家队的重视，这种延续性还包括足协部门设置工作内容的延续性（中国足协部门曾经先扩军又缩减，理由竟然都是提升效率）、联赛管理体制的延续性，自然也包括各种政策的延续性，同时还包括相关保障工作的延续性等。

第三个建议：常态化的司法监管。有关这一点，除了目前对中国足协、地方足协及职业俱乐部的反腐、反赌扫黑之外，更重要的是打击职务犯罪，包括且不限于管理人员和教练员的腐败及吃拿卡要等现象，基层的这种行为对于中国足球的打击也相当大，影响的是家长和孩子的信心，这是无法容忍的。

其四，经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足球的经济问题，是中国足球目前面临的主要困难。

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职业联赛之初热爱、竞技和经济都没有问题，体制及机制较差（主要是监管）；2002年世界杯之后到第一次反赌扫黑（2009年到2012年），热爱、竞技、体制机制和经济层面全面出现问题；第一次反赌扫黑之后到2019年也就是所谓的金元时代，经济疯狂膨胀，竞技缓慢提升，体制及机制（主要是政策反复、监管缺乏及缺乏危机感）拖后腿。

目前中国足球处于后金元时代，竞技在缓慢爬坡，热爱和体制机制尚需重建，经济层面的困难虽然度过最艰难的时刻，但仍旧是当前中国足球的主要问题，更多体现在职业联赛层面。

2023赛季的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尤其是中超联赛，多元化改革遭遇寒冬。

2023赛季开赛之后，2022赛季的亚军山东泰山、2022赛季的季军浙江，以及2022赛季的第六名河南建业便陷入了困境：联赛前6轮比赛打完，泰山队仅仅拿到了1场胜利，排名中超下游；河南队一胜难求，是积分最少的球队之一，因净胜球原因位居倒数第四；浙江队直到第6轮才击败了升班马南通支云，6轮拿到4分，因净胜球原因位居倒数第一。

三家俱乐部有一个共同点：多元化或多元化混合所有制俱乐部，股改在2023赛季都遭遇了困难。

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在2020年中期完成股改，济南文旅发展集团进入获得40%股份，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和鲁能集团分别持有约30%股份，遗憾的是，作为大股东的济南文旅发展集团在资金配置方面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进而引发原本正常配置的另一股东的异议，若不是俱乐部此前留下的近6亿资金，山东泰山俱乐部已经没有资金可用。消息显示，目前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的资金情况并不乐观，如果没有相关部门的强势介入，很可能陷入更深的困境。

2020年，河南建业实现了股改，更名为河南嵩山龙门，郑州方面、洛阳方面和建业方面也是433的股权配置，但2022赛季，俱乐部遭遇了欠薪，2023赛季，河南嵩山龙门又更名为河南队，这也意味着，三家股东在资金配置方面同样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目前，河南足球俱乐部的股改情况仍旧没有对外界释放出更积极的信号。

浙江足球俱乐部在2022赛季是不欠薪的俱乐部之一，但进入2023赛季，有消息显示俱乐部在股改及资金配置方面似乎也出现了问题，这或许是球队成绩有滑落的原因之一。

实际上，中超还有另外一家多元化混合所有制俱乐部，即沧州雄狮，俱乐部是永昌集团和沧州市合作共建，沧州雄狮的情况也并不乐观，因为欠薪，他们被迫放弃了上个赛季大杀四方的外援坎特，本赛季沧州雄狮打得非常顽强，但未来之路仍旧不太明朗。

实际上，赛季开始前，多元化俱乐部也遭遇了问题：昆山是一家多元化混合所有制俱乐部，2022年年底他们成功冲超，但2023年年初，他们却选择了退出，昆山足球场这座全新的国内顶级专业足球场最终没有迎来中超联赛。中甲的长安竞技原本也是多元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典型，2021年底，长安竞技和陕西水务集团达成协议，但很快股改便出现了问题，最终陕西长安竞技没有通过2023赛季的中甲准入审核。

时至今日，进行多元化及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的俱乐部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问题，6家俱乐部中2家俱乐部退出，4家俱乐部遇困。

目前，16家中超俱乐部除了山东泰山、浙江、河南和沧州雄狮为股权多元化俱乐部之外，另外12家大都是单一股东：上海申花（排名第1，前6轮数据，下同）、上海海港（第2）、成都蓉城（第3）、长春亚泰（第5）等4家俱乐部都是地方政府重量级国企运营；天津津门虎（第4）和大连人（第9）这2家俱乐部可以认为是政府托底；武汉三镇（第6）、梅州客家（第7）、北京国安（第8）、深圳（第15）、青岛海牛（第14）等5家俱乐部基本上属于单一民营企业；12家俱乐部中只有南通支云股权不明，股权结构显示为2家民营企业持股。需要说明的是，部分民营俱乐部有政府的支持，但支持力度不大。

股权多元化改革是为了增强俱乐部的风险抵抗能力，但目前来看反而呈现出“两个和尚一高一低没法抬水喝，三个和尚互相推诿、攀比没水喝”的尴尬局面，原因有几个方面：其一，不同量级的企业进行合作，资金配置能力不同，容易出现纠纷；其二，个别企业遭遇了困境，进而几个股东之间产生了纠纷；其三，不同体制（央企、地方国企和民营企业）的企业在思路及沟通方面步调不一；其四，地方政府决心不足，魄力不强，这和缺乏股权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改革明确的政策也有一定的关系。

必须要说的是，多元化改革仍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只是要注意以下几个事项：其一，企业性质尽量相同，更容易协调沟通，志同而道合；其二，多个国企之间的多元化需要有政府的强力协调并形成完善的制度，不会因为官员更迭而改变；其三，股权结构要体现一定的差异化而切忌平均分配；其四，可以进行面向球迷的股权多元化试点，但重要的前提是球迷要拥有一定的权利。

实际上，当前形势下，要想在股权方面稳定中国足球职业联赛，除了继续为民营企业营造良好的环境之外，央企和地方重量级国企要担负起重要的责任，比如央企当然要聚焦主责主业，但有足球投入背景的央企（如国网）、全面面向消费者市场的央企（如房地产、通讯、耐用消费品、日常消费品类的央企），以及总部位于地方的央企，可以按照一定的限制（比如资金投入上限），以广告、公益等方式投入中国足球或职业俱乐部，这些央企可以出台一个“央企投资足球白名单”。至于地方重量级国企，地方政府自主权更大，相信可以找到更多更好的办法。

之所以选择央企和地方重量级国企，原因在于，这些企业实力更雄厚，资金更稳定且责任心更强，政策延续性更好，比如国网过去20多年对青训的不断投入，鲁能足校产出的球员在中超本土球员的比例常年维持在10%的比例上。

央企和地方重量级国企，是中国足球最重要的稳定力量，但中国足球要想繁荣，需要职业足球俱乐部、半职业足球俱乐部和业余足球俱乐部遍地开花，需要更多的民营企业支持。在这个基础上，加大对民营企业投入足球的扶持（政策、资金、荣誉等层面），同时尽可能提升俱乐部的自我造血能力，包括逐步恢复职业联赛的整体造血能力，中国足球才可以全面回归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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